八.南宋五山十剎與宋代禪寺之研究
1.歷史背景
中國禪思想極端強調’’一心的體驗’’，一切以自我感覺為評價，而存在著潛在的危險：
(1).’’自性’’極端自由地發展而可能成為對’’惡’’的 行為給予肯定，即持刀在手也是佛性的表現。
(2).有意識的誇示自我而盡力裝飾建築的壯偉也可以被說成佛性的結果。
(3).’’隨緣任運’對外界現實會導致消極的肯定，一切將成為毫無生命的禪。
(4).無作無修、不看經教不拜佛經，飢來吃飯、睏來睡眠，導致禪寺成為文盲。
然而，宋代禪思想的修正：
(1).統治階層的重視
憑藉佛殿像設立對於禪僧信仰的威聶作用也見被認為是控制禪僧的方法。
(2).作為禪宗，其自身教義，心的自性學說會努力顯示著積極的教義。且須進行自省。
在法眼宗的創始人清涼文益作一頌云裡提到今人看經，心中煩惱，彈藥免除煩惱，仍只有認真看經教這唯一途徑。然而，’’神’’正是最初中國禪所極力反對的，在百丈清規中提到，不設佛殿，唯樹法堂之制，正是反映了這種對’’佛’’的姿態(故：宋之修正與此觀相違)。在此，中國人對於佛教的關心更多是由於佛教之神性的結果，而佛殿越雄偉，神力越大，則信之者越多。顯然，在思想上，如此重大的變化，是不可能不反映在禪寺建築形式上的。
人們對於佛像之熱情顯示出一種根深於本質的宗教需求，它們需要這種神秘的秘密力量的存在，而寺院內佛殿的存在正為人們提供了這種與神交往的場所。當文化背景條件產生變化，原本百丈所堅持的不立佛殿，也因此而產生變化。
南宋元年在修訂’’集百丈清規’’中，提到法堂的餐具則僅在於匪月的八、十八、二十八日舉行，這種法堂內公共開示的日益減少標誌著法堂作用的減弱。佛殿活動則隨著法堂職能的減弱而增強。北宋，匪逢皇帝、帝后之生辰、忌日、疾病以及水旱災變的祈禱佛事都是在大殿中進行。此時，禪寺內已有佛事活動。
在禪寺中軸線上，只有山門、法堂與方丈，其中法堂兼職佛殿，以表示法堂的中心意義。然而，禪宗對法堂的重視，通過法堂間作佛殿的形式體現出來。圖9可說明之。
圖9 (日)建仁寺法堂兼作佛殿，表示法堂的中心地位。
按中佛殿之規模在早期當是僅用於個人瞻香禮拜的場所，顯然活動無法在中佛殿完成，而法堂規模則比中模殿宏闊多了，而明成化年間所建田比盧殿則改變了這一狀況。這正是前後期佛殿職能的差異所在，可以說佛殿之為禪寺中心的意識在宋代末期基本上得以肯定。
2.經藏、輪藏、鐘樓
(1).從北宋禪苑清規中得知，經藏由藏經樓與看經堂兩部分組成，兩者建築分立但相距不遠。
(2).在北宋禪寺內有經藏已為普遍現象。
(3).禮拜的儀式與各種禁令表示此時禪寺對經教態度的恭敬。
經藏在禪寺的存在應該說是與禪宗的禪教合一之思想相一致。不過，從元”嘞修清規”制：今各僧看經多就眾寮，而經殿無設幾案。有此得知，說明元以後看經堂建築已不存在。
佛、法、僧歷來被視為佛教三寶，其中法即指經教，使與佛都必須尊供起來的。藏經從一開始便有了兩種意義：其一是供寺內僧人閱覽經文的實用價值，其二是經教的神性對於世俗社會與寺僧們的信仰影響。兩種意義分別產生於人與神兩種不同性質，因此，即使有一方得到強調時就有可能產生分立的建築形式。
關於鐘樓的位置，唐段成式”寺塔記”載：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
此一制度一直延至清代。此外，按伊東忠太”日本建築的研究”：則唐代應已存在”東鐘樓，西經藏”相恃之格局，北宋初相國寺史料記該寺已有”左鐘曰樓，右經曰藏 “(左鐘右藏)”之制，這說明鐘樓之位置與經藏的位置是有密切關係的。
3.伽藍堂、祖師殿與塔林
(1).伽藍堂又稱土地堂，是護法神之堂。明清寺院中常以”左伽藍，右祖師”的格式出現，所以普遍地認為它們是同時存在寺院中的。”清規”中所敘述之儀式也以”先伽藍，後祖師”的次序進行，也說明伽藍堂的重要。
(2).祖師殿，禮拜本門祖師的地方，中國佛教於隋唐後，師資傳授乃漸受注意(印度佛教重學說，少言師承)。
此當中國人的宗法觀念影響佛教的結果。
在宋代祖堂在禪寺內已成為普遍的定制，且伽藍堂與祖師堂的格式也在此時形成。恰與中國皇宮前的左祖右社佈局相反，禪寺為左伽藍，右祖師(左社右祖)。
塔：普通塔之意，表禪寺內住持與大眾平等，死後與大眾集於同一塔。南宋時期禪寺已開始對住持塔的營建加以重視了。更由於禪寺重視嫡傳，家之以延續時間的長久故可以肯定其較其它宗派更有形成塔林的條件。